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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敘述江西詩派，無論是從再造江西文化的主體性角度看，還是從推進新時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總讓人感到些許矛盾、尷尬。一方面，江西詩派在兩宋之際，影響巨大，它的詩學主張及其實踐，構成了“中國古代詩學的關鍵流變”，甚至可以說，江西詩派的詩歌面貌，代表了有宋一代詩歌的面貌；但另一方面，從后人閱讀感受來看，江西詩派除了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等少數幾人，其余詩人的整體成就似乎并不高，絕大部分詩歌到今天已難以卒讀；江西詩派以“句法”“活法”為中心的、具有技術主義傾向的詩學主張，以及脫離人民、獨坐書齋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跟今天的新時代文學理論主張似乎也難以對接。
所以，如果想要從“古今對應——轉化”的思路來激活江西詩派，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免不了會面臨以上的矛盾，那么回到歷史語境中重新理解江西詩派，可能是重述江西詩派的一個前提和關鍵。我非常認同學者林湘華在《中國詩學的關鍵流變——宋代“江西詩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一書中的觀點和方法。林湘華認為，江西詩派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派，而是一個開放性的詩人社群，他們對黃庭堅的示范性成就有著共同認定，從而確立起了一種新的詩歌范式。在林湘華看來，探究江西詩派，要從對它做本質性界定轉向做范式理解。所謂范式，就是某一領域里形成的一套能夠解決當時最需要解決的難題的共時性觀念。宋詩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具體地重建新的文與道關系，這個時代和藝術的要求源于兩個歷史條件。一是格律詩在唐代成熟和定型，發(fā)展到宋代，面臨著如何在藝術上實現突破的問題，這構成了宋代詩人的整體性焦慮。二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影響。古文運動最大的貢獻，并非反對駢文而實現了文體革新，而是在重建文化和人間秩序的時代重任下，在散文領域成功地完成了文道關系的重構。在韓愈、柳宗元那里，“道”不再是給定的六經之道、圣人之道，而是創(chuàng)作主體將其進行了個體性理解、轉化后的“詩人之意”，從而建構起了“道——主體——文”的模式。換言之，在處理文與道的關系問題上，創(chuàng)作主體被充分地凸顯了出來，發(fā)揮著主導和中介作用，道與文不再是分裂的、二元的、孰輕孰重的，而是渾然一體，互相表現。所以宋文是幸運的，難題已被前代人解決，只需延續(xù)著前人的思路繼續(xù)發(fā)展就好了，但是宋詩還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古文運動對于宋詩同樣構成了 “影響的焦慮”。在以上兩大歷史條件下，宋人按照“道與主體”、“文與主體”兩個向度來思考詩歌的發(fā)展，二者經常是互為對立、此消彼長。盡管歐陽修、蘇軾們在文與道的關系問題上做出了很多探索，但直到黃庭堅，才真正解決了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相對爭的問題。在這當中，創(chuàng)作主體在詩歌領域的理性作用被前所未有地建立起來了。不同于盛唐詩歌的創(chuàng)作主體是一種“情感主體”（唐詩登峰造極的技藝成就是情景交融），以江西詩派為代表的宋詩的主體是一種“心性主體”，體現于創(chuàng)作中，重心不再是抒發(fā)情感，而是表現對于人文情感的理解?！熬C合生命經驗的能力，以及心性人格的豐富與否，決定了這創(chuàng)作的本身，決定了作品?！?/p>
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文學。新時代意味著新的現實和新的文化政治，重構新的文與道之關系，再一次作為文學命題、難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具體來說，就是新時代文學的“道”是什么樣的“道”，新時代文學需要建立什么樣的“文”，如何重構“文”與“道”的關系。從這個角度看，江西詩派確立范式的歷史經驗，確實能夠給我們今天的詩歌創(chuàng)新以巨大的啟示。
人民性是新時代最大的文化政治，也是新時代文學所面臨的最大的“道”；而我們今天的詩歌，其基本創(chuàng)作觀和美學規(guī)范主要還是在1990年代確立起來的，同新時代新現實和新“道”的要求，有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例如，在新鄉(xiāng)村建設中，精準扶貧、鄉(xiāng)村振興、易地搬遷、第一書記等詞匯耳熟能詳，還有大量的賬目數字，它們不僅僅是現實的表達，本身也是充滿了政治意味，詩歌創(chuàng)作到底是直接將它們收入囊中，還是認為這些詞匯、數字天然與詩歌不兼容，就刻意回避它們呢？如果是前者，就可能導致詩歌創(chuàng)作出現“非詩”的情況——因為詩歌現實不等同于生活現實；如果是后者，回避了這些詞匯，其實也正是回避了正在發(fā)生的現實，回避了與現實和歷史同在的“道”。所以，關節(jié)點還是落到了創(chuàng)作主體之上。以黃庭堅為宗的江西詩派，特別注重將道經過主體的關照，內化為人格的修為、自我的把握。林湘華說：“黃庭堅論詩，認為一切為文工夫，皆須自根本中來，而這根本，不外就是讀書、治經和人格修養(yǎng)這三件事?！蔽覀兘裉煊懻撔聲r代詩歌創(chuàng)作，非常關鍵的就是詩人對于“心”的修煉，也就是，對于新時代的“道”到底信不信；在“信”的基礎上，能不能將政治之“道”、生活之“道”轉化為自我的人格涵養(yǎng)和新的創(chuàng)作觀。對于真正的詩人來說，一旦新的主體性確立起來，就會對自我提出新的要求，從語言、形式、技巧等等方面尋找使其人格對象化、客觀化的最恰當形式。比如，近年來書寫新鄉(xiāng)村建設的優(yōu)秀詩作往往都呈現直接寫實、樸素白描的藝術特征，跟那些脫離社會、專注于個人的詩歌寫作風尚大大不同，為什么會這樣？不少詩人原本秉承深刻的個人化寫作觀念，但在深入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對于文學和文化的人民性有了發(fā)自情感上的認同，從而改造了自我，對于生活的公共性也就有了更多主動的關注和思考；而一種新現實和新文化在確立之初，它對于文學生產和文學接受都具有陌生性，所以老老實實、樸樸素素地寫實和抒情，對于新時代詩歌在早期的發(fā)展，是一種比較好的路徑選擇，能最大可能地將新的生活形態(tài)和詩人情感本真地呈現出來。
概而言之，不是說新時代到來了，我們在這個時間里寫的詩歌就叫“新時代詩歌”，而是在新的文化政治面前，在詩歌的傳統積累和寫作慣性面前，我們能不能從“道——主體——文”的向度上創(chuàng)造出新的范式，——只有當這種新范式創(chuàng)造出來了，能夠解決當下文道分離、文落后于道、道缺乏恰當的肉身這個時代文學難題，此時的詩歌才可被稱作“新時代詩歌”。
作者：王磊光，文學博士，現任教于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著有《一個博士生的返鄉(xiāng)筆記》等。
編輯：張永錦
二審：牛莉
終審：金石開、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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